——谈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矿业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从经济总量来看，已经跻身为世界“老二”的位置。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过分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资源能源价格不合理，导致资源难以有效配置，人均GDP资源能源消耗强度过大，资源浪费严重。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资源节约利用的体制机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从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我国矿产资源的现状与家底，为未来10年中国改革绘就的宏伟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如何“开源”、“节流”，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以及实现中国梦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指明了方向。

　　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来看，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作为支撑。可想而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四化”，实现“中国梦”，更是需要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实不容乐观——

　　首先，我国矿产资源存在先天不足，即总量大、人均少、禀赋条件差。中国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位居世界第53位。能源矿产储量除煤矿比较丰富外，石油、天然气储量有限；铁、铜、铝、钾盐等重要矿产更是“富矿少、贫矿多，大矿少、小矿多”。

　　其次，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存在严重依赖的矿产资源种类很多，而且依赖的地区比较集中。我国进口的原油中，约45％来自中东地区，32.5％来自非洲， 8%从俄罗斯进口，3.5％来自亚太地区；铁矿石则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过去15年间，我国石油、铁矿石、精炼铝、精炼铜、钾盐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了50%。

　　其三，随着矿产资源消耗规模的快速增长，矿产勘查储量增长速度赶不上矿产消耗速度，大宗战略性资源能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宗矿产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已经有11种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按照现有的探明储量，一些大宗资源储量静态供应保障年限已经处于10年~15年之间，甚至有的已经不足10年。

　　其四，缺乏有宏观影响的找矿成果。尽管我国近年来在地质找矿方面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来看，地质找矿还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缺乏振奋人心、震动全国、具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特别是大宗矿产供应不足的问题。

　　其五，矿业发展方式粗放尚未改变，矿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国基本上走了一条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发展路子。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国依靠能源矿产近一番、其他矿产超两番的矿产资源消费量，保证了GDP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过去15年，我国矿产资源累计消耗超过历史总和的2倍。

　　2003年以来，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但即使这样，我们创造的GDP还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只有30%~3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20个百分点，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只有30%。统计数据显示，在“粗放式”发展阶段，我国每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快速推进，矿产资源重要性愈加凸显，资源需求刚性上升，而我国可供开发的矿产资源后备基地严重不足，主要能源矿产资源产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消费增长速度。特别是前些年地勘工作滞后，加上矿山建设需要一定周期，现阶段增加的储量不会立即变为供应能力，国内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而按经济学家的预期，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经济每年将保持7.5%左右的增速。这也意味着，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紧张并非一个短期性难题。据相关测算，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高峰大致要在2025年~2035年出现，之后才可能平稳下降。可见，我国矿产资源的供需形势将长期趋紧，资源能源安全形势严峻。

　　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建设生态文明，保障矿产资源供给，对于我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历史性的战略意义。那么，如何才能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国梦提供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呢？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就是节约集约，就是“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即找到更多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利用科技手段促进深部矿产资源的发现。“节流”主要是要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开发利用低品位、难选冶矿的利用率。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地质找矿工作，再三强调立足国内增强资源保障能力。201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年~2020年）》，为新时期地质找矿工作描绘了宏伟蓝图，也对开发矿产与保护环境提出了新挑战。随后，国土资源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几个部委联合推出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制定了“358”目标。到目前，这项行动已实施三年，并取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近年来，国土资源部对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高度重视，采取法律、科教、技术、经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就。比如， 2010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设立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3年来，投入专项资金95亿元，带动矿山企业投资超过700亿元，增加产值近2000亿元。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平均提高3个~4个百分点，盘活了一批低品位、难选冶等难利用资源。

　　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看，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水平，就要按照《决定》提出的要求和实现途经，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坚持使用资源付费，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等。

　　联系到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我们认为，一方面能够让一矿变多矿，小矿变大矿，贫矿变富矿，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变废为宝，减少废渣排放，建设“绿色矿山”，保护自然环境。此外，还要探索建立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资源管理模式。具体地说，还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立足国内，继续找矿增储。我国地质条件十分优越，找矿增储的潜力巨大。但目前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我国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床演化历史非常复杂，尤其是多期改造的复杂化，需要创新中国特色的成矿理论来指导找矿。现阶段我国勘查技术落后，装备陈旧，很难应对目前的隐伏矿和深部矿勘查，急需研发新的探矿技术、研制新的大型装备。

　　其次，要在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以更经济、更安全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境外资源。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矿产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吸引全世界的资源到中国来进行配置，而中国也将“走出去”到全球去配置资源。

　　第三，加强国土资源管理特别是矿政管理的顶层设计，切实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提供法律保障。组建公益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础研究队伍，保障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应用和综合利用技术基础研究，肩负起保护资源和监管资源开发利用的双重责任。针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操控矿业权，粗放低效甚至掠夺式地开发和浪费宝贵资源的行为给予严厉处理和及时纠正。

　　第四，鼓励并督促企业进行自主创新，采取节能降耗技术，加快矿产采掘、加工设备的改造和技术更新，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科技水平。我国大多数矿产的成矿地质条件决定矿床贫矿多、共伴生矿产资源多；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存在大量以前因技术经济条件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低品位、难选冶资源，还有过去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残矿、尾矿和废弃物。经过对一次矿产资源、二次矿山资源和再生金属资源综合利用潜力进行综合分析，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潜力最高可达60%，最低也在40%以上，平均约50%。因此，加强技术研发，进行自主创新，显得尤其重要。

　　第五，研发新资源技术，开拓新型替代资源。目前我国涌现了一批研究基础较好的新资源技术，显示出良好的大规模产业化前景。其本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将石头或工业废弃物变成高价值的有用资源。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滑坡背景下，新资源技术催生的新资源产业集群有可能与新能源产业一样，成为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新资源技术的研发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有意识的策划、培植和经费支持。这也是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建议政府出面组建以政府资金为主、企业资金和社会捐资为辅的新资源技术创新基金。

　　第六，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要坚持尊重市场规律与改善宏观调控相结合，着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市场供需趋势研判和信息引导；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强化企业责任意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以及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完善配套政策，加强政策协调，形成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分别“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产业转型升级。